在日耳曼帝国时代，外交政策既是变换不定，便是同盟政策也产没有遵照了适当的原则。

　　在革命以后，这种情形，不但没有改过，而且不愈弄愈糟。

　　譬如在战前，政治思想的混乱，便是外交失败的主要原因，那么在战后外交失败的主要原因便是缺乏诚意了。

　　因为凭藉革命的手段去从事于破坏运动的政党，势必对于以复兴德国为目的的同盟政策是不放在眼中的，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。

　　当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还在一个不出名的小团体的时候，多数的同志，对于外交政策上的问题，大都抱着一种漠然的态度。

　　因为我们要争取对外的自由，主要的前提之一，就是在首先要除掉我们所以溃败的原因，并且还须扑灭从中渔利的敌人。

　　不过，我们这个不重要的小团体，到扩张活动的范围，变成为大团休的重要地位时候，就须急于注意外交政策的发展。

　　在这时候，我们必须要决定各种进行的原则，而这种原则，不但应该违反我们的基本观念，而且把这种基本观念，应该切实的表现出来。

　　关于这问题，我们在研究时所抱有的基本观念，就是认定外交政策是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。

　　这种目的，纯粹是鼓励我们的民族性。

　　凡是属外交政策的建议，不得不要经过了下面的考虑，就是这种建议，在现在或是将来是否有助于我民族，或是有害于我民族的？

　　还有。我们必须注意的，一个民族和国家，如果要想恢复失地，常把恢复祖国的政权和独立作为最急要的问题。

　　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如果把所失领地的利益和祖国重获自由的利益来两相比较，那是断然的应该轻视前者。

　　因为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国家领地，它的被压迫和被割裂部分的解放，决不能由被压迫的人民的抗议就可以实现的。必须凭藉着祖国所残余的实力所实现的。

　　仅有激烈的空口的抗议，而没有准备斗争的武器，决不能使被压迫而失掉的土地重归祖国。

　　凡是一个民族的领袖，他在对内的政策上，固在训练这种的武器为任务：就是在对外的政策上，也须把进行这种训练工作为目的，并且还须征求同志。

　　我在本书的上编中，已经说过，在大战之前，我国的同盟政策并不彻底。

　　我国的政治领袖不在欧洲的内部去实行妥善的领地政策，反而喜欢去采取殖民地和商来的政策。

　　他们以为这样便可避免武力的冲突，岂知这是十分谬误的；因为这种计划贪多务得，所以他的结果自必弄得一败涂地，世界战争，便是德意志帝国领导不良而所得的报应。

　　因为在当时最适当的政策，便是在欧洲取得新的领土，使帝国在大陆上的势力能够坚强固。

　　可惜为了我从前的议员，愚昧无知，不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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