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后一段时间，李素便投入到了这个学术体系的完善建设中，跟老婆商量如何把文章揣摩严密了。

　　然后上交给刘备过目，又跟其他一些学术官员切磋一番，明发天下。

　　算是为大汉朝从此开始确立一世一元制度、并同时使用“汉多少年”和“年号多少年”这套双轨并行纪年法，正式奠定了法条依据。

　　借着这个契机，大汉的治理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，扫除外患之后、重新休养生息的和平发展期。

　　此后两三年中，果然也是一切垂拱而治，没发生什么大事。只不过国债还款的速度，比预期地稍稍慢了一点点，一直拖到章武二十一年底（216），才算彻底还清。

　　其中的曲折，也属于意料之中的正常调整：那几年里，又发生了几场天灾。并州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蝗虫和旱灾，让一州之地绝收了一整年还不止。

　　好在并州人口不多，靠缓过气来的冀州和关中补贴，还能撑过去，只是花点钱粮，免税两年。

　　后来又是荆州再次水灾、地震。

　　这些开支，加上关羽最后肃清阶段也得在北疆保持两万人左右的作战部队、始终处于出击状态，有持续的军事行动，也要开支。

　　这两项加起来，可不得多耗费了一年的财政结余。

　　不过，这几个休养生息的年份里，朝廷官方虽然没有大兴土木、乱搞建设，但民间的工商业开拓发展和自发投资，却是迎来了一个黄金期。

　　之前运河网络和大江大河河海转运网络的完善，让整个国家进入了第一次统一大市场的黄金期。

　　百姓变得愈发富足、藏富于民，各种社会分工也愈发细化。

　　之前只在长安雒阳和邺城三地附近的“大城市周边百姓不再种粮食，而是全力种难以长途运输的易腐蔬菜供应都市、自己再买外地运来的粮食吃”现象，经过多年的发展、民间自发取经学习先进致富经验，已经扩散到了至少一半以上的州治级城市。

　　也就是成都、金陵（建业改名改回来了）、武昌、襄阳、宛城、蓟县、下邳、襄平、济南，都或多或少出现了这样的经济形态。

　　这样的民间经济自发成长、社会分工深化，也反过来进一步反哺了“租庸调输”法的贯彻落实。

　　因为“租庸调输”法和之前版本的“租庸调”法，差距最关键就在于一个“输”字，把运输成本折入官价税赋计算体系，拼命鼓励民间自发想办法降低运输成本，给降低运输成本的人让利，扩大工商业流通。

　　现在每个州最富庶的大城市周边、百姓都敢于连自己口粮都不亲自种了，而是卖菜后用得来的钱买粮食，这个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，自然是日新月异，远非当年的自给自足状态可比。

　　朝廷的工商税收税也变得更为便利，税基征收系统也更为完善、征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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